马桶为什么叫马桶？揭秘宋朝避讳文化与市井语言智慧的千年演变

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老人说“马桶”，还以为真跟马有关，是不是以前骑马时用的？后来翻书才发现，这名字背后藏着宋朝人的小心思和语言智慧。

“马桶”这个词，最早不是叫“马桶”，而是叫“马子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汴京夜市，提到“马子”摆在铺子里卖；南宋《梦粱录》也记临安城“诸色杂货”中有“马子、脚炉、火盆”并列。注意，这里没写“马桶”，只写“马子”，而且是和日用器物一起出现的。再往前推，唐代有“虎子”，汉代也有，但宋代人开始不用“虎子”了——避讳李虎（唐高祖祖父名），也嫌“虎”字太凶，便换了个更日常、更中性的词。“马子”就这样悄悄上位，成了主流称呼。

我查过几本宋代器物图谱，发现早期“马子”其实是带盖的长方木匣，两端略翘，像个小马鞍，悬在床边或马鞍后——没错，它真跟马有关，但不是给马用的。古人骑远路，随身挂个便器，形似马鞍，就叫“马子”。后来搬进城里住，不骑马了，可名字留下来，器物却慢慢变样：木匣加高、加圆、加桶状围壁，坐起来更稳，盛得更多。人们顺口把“马子”叫成“马桶”，不是因为里面养马，而是“桶”字把它的容器本质点破了。一个“桶”字，让名字从隐喻落地为实感。

再说那个“马”字，它根本不是动物。就像“虎子”不真画老虎，“马子”也不真画马。这是古人的语言策略：不说“尿壶”，不说“便器”，偏挑个不相干的动物字来打掩护。语言学上管这叫“秽器避讳代称”，类似今天说“上厕所”不说“拉屎”，说“方便”不说“撒尿”。宋人觉得“溲器”太直白，“便器”又太公文，不如“马子”听着轻巧、带点俏皮，还留有余地。我抄过一段明代笑话集里的对话：“客问：何为马子？主曰：马者，驾也；子者，小也。驾小车以载秽，故名。”——明明是胡诌，大家还跟着笑。可见“马”字早就不讲本义，成了一个安全又好用的语言壳子。

“马桶”这两个字，我越琢磨越觉得它像一面老镜子，照见的不只是一个便器，而是唐宋以来老百姓怎么过日子、怎么管粪便、怎么在胡同里喊一声“倒马桶啦——”，然后整条街都跟着动起来。

唐宋那会儿，汴京和临安都是百万人的大城。人一多，夜里起夜怎么办？以前用夜壶，小、浅、易洒，倒一次还得跑两趟；虎子呢，铜铸的，贵、沉、难清洗，还容易结垢。城市越长越大，巷子越来越深，光靠夜壶撑不住了。于是“马子”慢慢从床边挪到屋角，从悬着变成稳稳坐着，盖子加厚，桶身加高，底下还垫块桐油灰封的木托盘——防漏、防滑、防味。这不是换个名字的事，是整套居家卫生逻辑在升级：它不再只是应急工具，而成了家庭固定配置，像灶台、水缸一样，有位置、有规矩、有专人对接。我翻过几份南宋临安府的《厢界图》，发现有些坊巷旁特意标了“粪船泊口”，说明那时已经有人把排泄物当资源管，运去近郊种菜。马桶，就是这套城市代谢系统的第一道入口。

到了明清，马桶真真正正扎进市井骨头里。北京胡同里有“倒马桶”的营生，天不亮就推着粪车串巷，摇个铃铛，主家听见就把马桶搁门口；江南更细，苏州有“马桶巷”，杭州有“粪码头”，绍兴人甚至把马桶当嫁妆——红漆描金，内壁上釉，出阁那天抬着走半条街。我见过一份光绪年间的《嘉兴府志》补遗，写当地“晨钟未响，担粪者已络绎于途，桶声橐橐，与鸡鸣相和”。这声音不是脏乱差，是生活节奏。马桶在这里，早不是羞于启齿的秽器，而是一种被日常驯服的物件：它有编号、有归属、有清洁周期，连倒粪人都分片区、领腰牌、按月交税。它不光盛屎尿，还盛着秩序、分工和烟火气。

后来抽水马桶来了，哗啦一冲，干净利落。可大家还是管它叫“马桶”。厕所里装的是陶瓷虹吸式坐便器，广告上写“智能恒温座圈”，邻居来串门却说：“你家马桶堵了没？”没人说“坐便器堵了”。这个词没被淘汰，反而更宽泛了——小孩拉肚子，奶奶端来搪瓷盆：“快，用马桶！”工地临时厕所，工人指着铁皮桶：“喏，那不就是马桶嘛。”我问过一位八十多岁的上海阿婆，她说：“洋货再好，叫不出口。马桶两个字，从小喊到老，喊顺了嘴，也喊暖了心。”语言没跟着技术立刻转身，它拖着一点旧影子，继续往前走。那影子不是落后，是体温。